人生拋擲性（上）
唐君毅先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性格圓融，整生除了宏揚儒學，更援儒入佛、道，契合佛家、道家的人生體驗。早年的《人生之體驗續篇》一書，其論說多由生命的悲涼處境入路，點出一切人由生至死的歷程中之根本的芒昧。 生命一旦存在，即有命限，一切個體人生，如是如是地負荷了，承擔了，忍受了。由青年、而壯年、中年、老了、死了。 一切人的死，同是孤獨的死。世界不與他同往，其他一切的人，亦不與他同往。他死了，日月照常貞明，一年照常有春夏秋冬，其他的人們照常游嬉。人只能各人死各人的。各人只能攜帶其絕對的孤獨，各自走入寂寞的不可知之世界。唐先生的論說好像渲染悲觀，卻又實實在在透露生命底子的芒昧性。唐先生所謂的芒昧性，其實是承接了存在主義的「拋擲性」（throwness）而來：生前，我不知自何來；死後，我不知將何往。何以造化或上帝，不得我同意而使我生，亦不必即得我同意而使我死？這是一最深的謎。這就是人生被拋擲而來的本質。 人生的拋擲性構成人生周圍之一無限的寂寞蒼茫之霧圍。以此霧圍為背景，而後把我們此有限的人生，烘托凸顯出來。人生如在霧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見的，遠望是茫茫大霧。
莊子說：人之生也芒昧，營營役役，不到死亡，此芒昧不會冰釋。現實生活中，人不斷有所追求，前文已論及求生存、求愛情、求名位之艱難相，但唐先生認為更深刻的人生艱難相在求真、求善、求美，與求神聖。 財物消費屬個人享樂，他人不必能同享，愛情有獨佔性，名位則我高而他人必低：又名位須依待他人所賦予，愛情與婚姻是雙方的事，人能賺取財富，往往依賴於各種外在的機緣，我們能得到這些，說好一點是福命。
但是這些福，都可與禍相倚。禍之可能，好像站在福之後，背靠背，故老子說：「福兮禍之始」。求安即恐有失去之可能，知危而有恐懼，故任何之安定未嘗無不安。
哲學就是不斷思考人這種存在。
我們都是人，這問題好像很簡單，但當我們發覺人大都不是真實的存在，即引起我們反思存在的意義。
人並非一經存在，便自然成為真實的存在，人的存在中，實夾雜無數虛妄或虛幻的成份。人要成為一真實的存在，須經過一真實化之歷程，而這真實化的歷程，有種種次第。
對自然物的存在，我們可以說，只要它存在，它便是一真實的存在，它無所謂虛妄。山存在，山便真實的存在，水存在，水便是真實的存在。以至草長花開，鳥飛獸走，都可以說是既如此存在了，便真實的如此存在了。但是，我們卻不能說，人存在了，人在歷史中存在活動了，便如自然物一般，成為一真實之存在。此中的理由，是人有思想。
古希臘哲人說：人要為他的思想作出補償，因為他佔據了大自然的優勢，所以人類較動物活得痛苦……他所謂的痛苦，是指思想層面、心靈層面的痛苦。
哲人追溯心靈痛苦的根源，在於人是會思想的動物。人因有思想，便可以了解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的真理。但是亦因為人有思想，於是便有思想錯誤。之可能。人可以把花視為草，將鳥視為獸，這即是把存在的視為不存在，不存在的視為存在，人「有能力」淆亂客觀的存在；對比言之，動物亦有錯誤判斷，但動物卻缺乏此種高度抽象的理性能力，不會將錯誤的思想轉移為心靈上的偏執。
當我們的思想中包含錯誤時，此錯誤的思想，是存在的，並且它會引生其他的錯誤思想，成為了我個人的價值信念，久之即形成我個人的性格。但，人類是一種非常複習的思想動物，我雖然有了錯誤的思想，例如因種種機遇，我誤認糖果是苦的，但我可以再立於此錯誤的思想之外，以回溯此錯誤的思想，即可取消此錯誤，而重新認識事情的真相。
但更深刻的，人類本來可以有思想錯誤而又修正其錯誤，知錯能改，本來無甚困難；只是人的思想發展至某一階段，即能產生一堅固的「自我」觀念，自我觀念一旦形成，錯誤的思想便難以修正，形成偏執。
自我的觀念形成之後，它即結合思想，而轉化為帶附價值取向的意識活動。當「我」見到任何一物、一事，內心中的「我」直如一價值信念的參照系統，立即便會產生好、惡之印象，好則趨之，惡則拒之。但此好惡之取向是依自我先前的價值信念而反應的，因此，假如我們先前的價值信念含有錯誤的成分的話，而自我總是「自以為是」，於是此判斷便錯上加錯，陳陳相因，形成了偏執。
偏執是心靈痛苦的根源，心理學說的情意結（complex），就是性格偏執，人的偏執好像在思想內打上死結；人類會陷入強迫症、抑鬱、狂躁、精神分析，這已經是積習之後果，是由心理轉化為生理，大腦出現病變，所以不用看輕思想始點上的錯誤，錯誤可以轉化為偏執，積習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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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說：人生之祈求，不外七項事，即求生存、求愛情、求名位、求真、求善、求美，與求神聖，人生實際上總是為這些要求所主宰，而人如何達到這些要求或超越這些要求，都畢竟有無限的艱難。
前三種要求，求生存、求愛情、求名位是俗情世間最大的動力。因為它們太平凡，哲學家通常不屑討論。實際上任何平凡的事情，亦有其深遠的一面。
1. 求生存
人之求生存，是人生的第一步的事。而世界上確確實實有無數的人，其一生盤旋的問題，就是如何在世界上生存。人為生存而辛苦勞動，為生存而走遍天涯，謀求職業。當我聽見鳳陽花鼓詞中「奴家莫有兒即賣，背起花鼓走四方」時，我了解人生無職業的真正艱難，知此中有無限悲哀。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職業，亦都是人互求解決其衣食住等生存問題的職業。
人為什麼要求生存？但我生了，我會有繼續求生存的要求，這些要求為何會出現，亦非出自於我之選擇。然而此要求，就如是如是的出現了‧
例如人都會怕飢餓與寒冷，人有空虛的胃與在冰雪中會戰慄的皮膚‧都不是我們先要求此怕、此胃、此皮膚，而後他們才存在。人生百年中，每日吃了又餓，餓了再吃；破衣換新衣，新衣還要破。如此循還不息，畢竟有伺意義？
在人飢寒交迫時，人不能不求衣求食。此中有無限的嚴肅，亦有無限的悲涼。此無限的悲涼之最深處，不只是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而是人為什麼麼會飢會寒，會要求生存？我只知此求生存的願欲，是天所賦於我的本性。但是我為什麼會有此本性，卻非我的意志所決定。
看了唐先生的論述，即想起存在主義者卡繆，他在《西齊弗神話》（The Myth of Sysyphus）中，赫然提到：為何人不自殺？ 卡繆認為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我們憑藉甚麼理由可以支撐活下去。他有一套無神論的存在哲學，認為世界的存在是荒謬的，不可理喻的，因此我們必須有抉擇生存下去的理由；我們如果曾真正失意，乃至到了絕望的境地，自會體會他的話有逼切性。
唐先生則說：人在實際上除非逼到山窮水盡，是很難安然的自殺，亦很難自動的斷絕求生意志。人之自殺難，斷絕求生意志更難，而求繼續生存亦難。此是一切人同有的艱難。這就是生存的嚴肅性。 唐先生說他中學讀書時，看見一首詩。第一句是引鮑照「瀉水至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下面一句是「父母生我時，是並未得我之同意的。」於是感觸到人生於世，即伴隨有許多不自主的處境。 一切人當其初生，同是赤條條的來，同是墮地一聲啼。嬰兒或生於富貴之家，或生于貧賤之屋；或生而父母早亡，或生而兄弟同行。真如范縝所謂「一樹花，任風吹，而或墜茵席之上，或墜糞溷之中。」嬰兒墮地一聲啼，乃由外面的冷風吹他，他不曾相識；他哭啼，表示他對於此世界之原始的生疏。
當他一天一天的長大，即一天一天的增加其對環境之親密與熟習，而要執取環境中之物為其所有，並同時負荷著其內在之無窮願欲，在環境中掙扎奮鬥；亦必然要承擔一切環境與他的願欲閭，所發生之一切衝激、震盪，忍受著由此內在願欲與外在環境而來之一切壓迫、威脅、苦痛、艱難。這是一切個體的人生同無可逃避的命運。這種種人生的艱難相與人生的原始芒昧是相關的。
甚麼是人生的原始芒昧？唐先生引莊子在《齊物論》所說：「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 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 !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莊子的大意是：人一旦出生，即不斷耗散，不到死亡不足以殆盡止息。生命好像利刃相砥相磨，互為損耗。人的機心計較，陷落的歷程如奔馳追逐，而不能煞止，這不是生命最深切的悲哀嗎？生命就是如此，終生營營役役地不斷追逐物欲，落入得失計較之循環中，卻無法達致任何成就；生命耗盡了，疲累消亡，卻不知人生在世的意義，莫可安心立命，這不是最可哀的嗎 ! 人這樣地消磨下去，即使可以長生不死，又有何可貴呢 ! 人總是要耗盡其生命，他的成心然後可以化除消失，這不是人生至深的悲哀嗎？人生的途程，不就是如此愚昧！還是只有我一個人如此昏昧，而其他的人也有不昏昧的嗎！
唐先生呼應莊子之所說：生前，我不知自何來；死後，我不知將何往。何以造化或上帝，不得我的同意而使我生，亦不必即得我的同意而使我死？這是一最深的謎。宗教家、哲學家可以有種種的解答。但是我們同時要知道，此一切解答，一方面似的解除此謎，同時亦加深了此謎。 人的存在，因為能自覺其自覺，就含蘊著一切個體的生命底子都是孤獨的；人一旦存在了，遇上不同的人，做過一些事，然後走過不同的空間，勾勒出其存在的時間性；他如是如是地負荷了，承擔了，忍受了。由青年、而壯年、中年、老了、死了。一切人的死，同是孤獨的死，世界不與他同往，其他一切的人，亦不與他同往。他死了，日月照常貞明，一年照常有春夏秋冬，其他的人們照常游嬉。人只能各人死各人的，各人只能攜帶其絕對的孤獨，各自走入寂寞的、不可知之世界。這是一切人由生至死的歷程中之根本的芒昧。
2. 求愛情
人生另一關卡就是求愛情。
孟子曾說：「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求男女之愛情，是人生中最平常的事，但是這亦是最反復而不可測的。人之需要愛情與人之要求生存，都是人之天性。而這些天性的要求，都同不是先得我之同意，而賦予於我。人生下地上即帶著這些要求來了。
心理學稱這種天性為驅使力（drives），它們驅迫人生前進，使人自覺似有滿足之的責任。但是人真有必須滿足之的責任嗎？亦真非滿足之不可嗎？這亦似乎不確定的。因為人可以不結婚，或自覺地斷絕一切綺障。好像人可以自殺，斷絕其求生本能，由此可見人之異於禽獸之處。換言之，人類面對其存在的抉擇較動物遠為複合。
人是異體交合而延續，生物學說這是優生機制。但唐先生卻從男女性別差異，分析此求愛愛情之艱難。人由父母男女之結合而有生命，這是人之生命之根柢，即是男女性。父母還有他的父母，直上去是無窮的父母，即無窮的男女性。我們每一人的生命之結胎，即是無窮的男女性之凝結，古人稱天地乾坤之道之交合而有人出生。然而此乾坤之道，才合又分。此凝結所成的生命，只能具有其一的性別，我們每一人只能為男或女；於是，從後天的結果上，每一性別與其原始的統合即有欠缺。故此，柏拉圖(Plato) 說愛情是追求另一半的追尋。 從此形而上學的描述，人只能具有一種性別，就必然是欠缺的，而此矛盾自然解消的道路，便是男索女，女索男。男女得其所索，便與其生命根柢中之無限的男女性，有一遙相照映，人便歡喜了。而宇宙之無限的生命之流，亦通過男女之得其所索，重新凝聚結合而繁衍子孫，一直流傳下去。
人類中除千萬人之一二，天生而具神聖的品質，例如玄奘法師、聖女貞德等，除了這些特殊的宗教人物，他們的心靈本然即與其自然生命有一疏離者之外，人如果決定不結婚，斷絕一切男女關係，他即須與他的男女之欲作戰，與天地的乾坤之道作戰。而一般人決定不結婚或不再談戀愛，大多是在感情生活中受到傷害，不願或不敢重投苦海。
人如果要求斷絕情欲，是要想從無限的自然生命之流中，抽出身來而退居岸上。然而一旦退不到岸上，便只有帶著生命之流水，旁行歧出，成絕港枯溝。
順自然生命之流行的方向走，是比較容易。但是此中亦有無限的艱難。人們都知道失戀離婚的苦惱，男女曖味關係、情殺及姦淫的罪惡。這些事之所以發生，其最深層理由，是每一人皆有與任何異性發生男女關係的可能，亦有失去其關係的可能。這一可能，即表示愛戀之情內在地具有無窮苦惱與艱難。
又常言道，世間的怨偶比佳偶多，托爾斯泰更說惡偶之苦：「床笫間的悲劇，是人生最大的悲劇」。這些苦惱、罪惡、悲劇，當我們幸居事外時，我們不求了解，亦不能真了解。而當其不幸居事內時，則只有忍淚承擔，亦無法完全說出，即使有最關心的人，最親切的同情安慰，亦道不出此中的苦惱悲愁。這是直接浸潤個體生命之全體的苦，只有各人自嚥自醉。而一切幸居事外的人，亦不過適逢居事外，他們並不必能根絕情感破裂的可能。一切愛情之有，皆有失戀之可能，一切的結合，皆有離婚之可能。一切佳偶，都有成為怨偶之可能。只是可能性或大或小，但人總很難絕對根絕此可能。
愛情既有無盡的艱難相，人類只有依賴無限之互信的精神，才可構成一永恒的環抱；但是，即使佳偶天成，或異地而長別離，或同心同居而不能百年偕老，又縱使得同心同居，百年偕老，亦很難同年同月同日死，是故恩情似海的夫婦，到頭來，終當撒手。這中間的人生之悲痛寂寞艱難，還是只有人在身當其境，才能真正了解，而獨自忍受的。
人真能明白愛情的艱難相，自當珍惜當下之所遇、所愛。
3. 求名位
至於人之求名位，為人生之路上第三步的艱難。求名位的心理比較複習，它是介乎生物本與社會教化之間。在兒童時期，人所最感興趣的事，是遊戲玩樂，在青年時期，是男女愛情，壯年以後，則是名位。
人眷戀權位是很自然的，尤其是一些權力慾很強的人，因為他知道他不再是你的統治者、上司，你對我的表現，將會完全兩樣。
我們一般人或可自勉於淡薄名位，但是在實際上，仍多多少少依賴他人的讚美、高高低低的社會名位，來滋養我們的心境。
唐先生說：人之好名位，只是人之望人讚美之心的推擴與延長。人之望人讚美之心，則當小孩在知道別人的存在有時，便開始萌芽。當小孩喜歡人說他乖，怕看成人惡聲、怒目與厭惡的面色時，已是有一求人讚美心之流露了。 人之所以樂得名位，緣於我們希望被人承認為好的，為有價值，而此種心態是依於人希望被人認識，亦即希望自我存留於他人之內心。所以好名基本上是一種心理投射活動。
我們的自我形象，都是透過他人的認同，而有所確認。因此我們要求將自我投射於他人內心，使他人心中有我；而自我宛然伸延實化，在他人的認同下，獲得穩定感和安全感。
更深層的，人皆希望他人內心有自己，目的在轉移死亡的威逼。人皆會死，一旦死去，就失去與世界或他人的關連，自我亦得消失；於是我們在生時，希望別人記著我，肯定我，最重要的，我死後仍然為他人所懷念。人「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正好表現此種渴求留名的投射心理；人一旦留下名聲，自我就好像進入不朽：因為我雖會死，但我的名字長存，儼然自我的一部分永遠存在，為他人所知道，從而移情為自我無限的延續下去。所以許多富商，捐獻大筆金錢，為的是在著名大學裡，或某某講堂裡，刻上自己的名字。
唐君毅先生回憶十四歲時一件小事：當時的中學生都穿線襪，但是父親卻要他穿布襪，而他即怕人笑。唐先生責問自己，難道對此極小的事，還不能特立獨行？他記得一次從家中穿了布襪走到學校，一小時的路途，全部的思想，都在想人應當特立獨行的理由，目的在克服穿布襪而怕人笑之一念。但是到了學校，全部失敗了。 本來，從道德修養上說，人的思想行為人格的價值，是不應受他人之毀譽而增損的，人當行其心之所安，遁世不見知而無悔，這個道理，我們在思想清明時，可以完全瞭解，然而真要做到這一步，卻又是人生的極大的艱難。
人總是要求他人承認自己是好的，這中間見到他人與自我有不可分的精神繫帶。試從反面想：如果一切人以至最親近的人，都罵你，詆毀你，侮辱你，詛咒你的時候，怎麼辦？
耶穌被徒弟出賣，被徒弟不認，獨上十字架的心境，正是人之精神之失去一切人的精神之滋養，是絕對的飄零。又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處於群眾審判中，我為千夫所指，兒子清算我，父母妻子朋友亦清算我，我能怎樣辦？這就難了。這難處是，在這時一個人的精神，同一切人的精神都分離了，成了一絕對孤獨寂寞者。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從來不是孤獨地成長。人必然在一文化背景、政治、經濟條件下，人與他人共在共活。由此，「自我」是在此種種的關係網絡，不斷模塑而成。既然自我是從他人方面得到定位，那麼，認識我是誰，則須反過來，要求把他人確定下來。只有在我能將他人確定下來，認識他們的身分，認識他們與我的關係的時候，才可以回轉來，將自我明確化。所以，「我—他人」其實是一種游離式的交互關係，一方面由他人界定我，另一方面，又由我去界定他人，所以人是難離群獨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