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這時代裡，我們像得了一個「怪病」，就是得到很多外在的物質，內在卻少了很多基本的信念我們只對永無止境的物質充塞的追求。這怪病稱為「虛無」。物質愈富足，我們理應愈順心，但事實卻不是呢！
反過來追問，那我活著為何？人又是甚麼呢？一個很普遍卻又難以解答的哲學問題。那是源於我們心底裡、骨子中滋長出來的焦慮感。我們各人對生命也有所冀盼，但往往又不知其所指為。
那份虛無是來自現代社會，源於現今的生活：甚麼也太快、太易得到……人只能在虛無的時空活著，使得我們甚麼事情也掌握不了—如飄飄泊泊的站立於虛無的邊沿。
米蘭．昆德拉的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Unbearable of Lightness of Being），點出現代人並非活在生活的重擔，而是活在「輕」之中，好像兩腳無法著地的感覺。他說道：「……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烈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愈沉重，我們的生命就愈貼近地面，生命也就愈寫實也愈真實。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自由的選擇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生命中的愛情是某種輕飄飄的東西，是某種沒有任何重量的東西，我們總是想像我們的愛情是愛情應該有的模樣。可是今天我們找不到它的模樣。」
說得形象化，卻非常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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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尼采宣稱「上帝已死」，表達沒有上帝信仰的現代人將步入虛無。這種「虛無的危機」就是人滿足於現狀而不思考自己曾做過些甚麼？還可以做些甚麼？而得過且過地倉促活著，不斷上網、通電話，這本是極不負責任，卻美其名曰「自由」。
關鍵在於，現代人所提倡的價值如：自由、平等、道德責任、自我、理性共識……等，實已被人們誤解，結果是一種自我瞞騙，變成自以為是，以唯我中心的方式來評價事物。獨尊後的自我卻無文化的滋養，人得面對內心的虛無、懷疑、悲觀，這就是本書所說的輕不著地的感覺，我們似乎討厭偽善、庸俗，卻又須投入潮流之中。
「輕不著地」滲入生活各角落，我們不斷在手機的對話，大家總是泛泛而談，不斷作自以為是的表達，不斷說「我相信」、「我認為」、「我肯定」之類的判斷；因此他們會爭相發表議論，不會讓交談停頓，言談中無法領會聆聽的可貴。
人一旦將語言視為工具，作為互相認同的手段，於是不得不把自己所說的東西納入到共同理解的東西中去，不知不覺中就把自己真正探求而想表達的東西掩蓋掉了，成了閑聊、閑話。
從前我們是以階級來守著自己的崗位，例如傳統中國社會以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及朋友)為自己定位，身份的重擔無法推卸，故曰任重道遠。人倫關係、社會責任一開始本身是異常沉重的，各種的感覺諸如痛苦、喜悅、仇恨、感激，令我們都被沉重地壓倒了，成為生命中以為不可磨滅的傷痕。可是，他引申尼采的「永劫回歸」，他說一次性的人生，因為只在瞬間存在過，因而就好像不曾存在過似的，只要這件事情不再回歸，不再發生，這一切都只成為一段淡薄的回憶，彷彿從沒有發生過，既重而輕的不在生命中留下一點痕跡，這正是潮流文化的寫照。
這種乍輕得如此的重，在現實中是不斷荒謬的重現。日本侵華的發生，當中有九一八事變，有南京大屠殺，一切一切史實透過影帶與照片及文字重現於現世人的眼前，那一種民族的憤恨曾經壓在不少人的肩膀上，沉甸甸的。可是，當它變成為了歷史，離開我們愈遠，這種恥辱彷彿己由沉重愈趨輕渺，它已成為歷史的其中一幕。每年它的紀念日，除了官方式的追悼與零星的抗議，還有誰會把它刻在心裡？這種可怕的寬恕，是道德的墜落，卻又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輕是極其可怕，都是叫人不能承受的卻又承受著的輕。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的《一條沒有走的路》，寫一個人在樹林中遇上了兩條小路，通向不同的地方。這人很想兩條路都試探一下，他對自己說先試探一條人煙稀少的路，回頭再試另－條。結果是簡單的，他選定了一條之後，還會遇上別的分岔的兩條路甚至更多的路，再想回頭走當初的另一條路已是不可能的了。當初在兩條小路之間的選擇也許是不很關鍵的，但這一選擇的重要性在於它深刻地影響了這個人以後的道路，從而一生中的經歷和未選的路的經歷就完全不同了。
人生最豐富也最生動的剎那也許就在猶豫徘徊的那一片刻，那是生命中懸而未決的時辰。這種猶豫也絕不是優柔寡斷，而是體味人生的豐富性和多種可能性。那麼像弗羅斯特和昆德拉這樣的作家之所以與常人不－同：，也許就在於他們面臨岔路的時候比別人佇足的時間更長，他們更是生活在對可能性的多重想像中。這就是存在本身的一個維度，即可能性的維度。
米蘭．昆德拉在書中以托馬斯所貫穿的主題正是“一次性”的主題：“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賦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學史上那個最經典的猶疑即哈姆雷特的猶疑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解釋：這種猶疑不僅因為其性格因素的優柔寡斷、猶豫不決，而更因為在‘個給定的情境中，哈姆雷特只能做出一個抉擇，他沒有第二、第三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抉擇。他必須為自己的最終決斷、這種一次性的不可挽回的決斷負責。
昆德拉的思考就是：在沒有永劫回歸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麼，人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思考的正是這個問題，或是現代人可以挽救自己的地方。可以說哈姆雷特的啟示在於，他是以選擇的“可能性”對抗命運的被給定的一次性。人的生命固然只有一次，但人在各種關頭面臨的選擇，卻可能具有多重的“可能性”。所以昆德拉理解的存在就是把存在看成人的可能的場所，從而使“可能性”變成理解人的生存與存在的重要維度。沒有“可能性”這一維度，人就是機械的，別無選擇的，一切都是規定好了的，只有一條路可走。而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和潛在的可能性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