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拋擲性（下）
4. 求真、善、美的艱難相
現實世界的追求，例如財物享樂，不必能與他人同享，愛情有獨佔性，名位則我高而他人必低：又名位須依待他人所賦予，愛情與婚姻是雙方的事，人能賺取豐厚的財富，往往依賴於各種外在的機緣，我們能得到這些，說好一點是福命。
但是這些福，都可與禍相倚。禍之可能，好像站在福之後，背靠背，故老子說：「福兮禍之始」。求安即恐有失去之可能，知危而有恐懼，故任何之安定未嘗無不安。
要克服人生的拋擲性，唯有掌握的更高的人生理想，即是在俗情世間名位財色之外，看見真善美神聖的世界。這是一永恒普遍純潔而貞定的世界。
例如人生求真理，一人了解它是這樣，千百人分別了解，它仍是這樣。一幅氣韻生動的山水畫，一人看是如此美，千萬人分別看它還是如此美。一人向上帝祈禱，不礙一切人同聲祈禱，共沐靈恩。真善美神聖之世間，是可為一切人所共同享有而永貞常不變的世間，同時是人可能賴自力以升入的理想世界。
年青人都經歷過浪漫階段，衝動激情之餘，總會嚮往一更高價值的世界，為何人成長之後，人會失去熱情，依附於現實？德國哲人海德格嘗言一般人易陷落於「存在之遺忘」。成年人因酬酢應對、生活瑣務，名位權力鬥爭，逐漸遺忘了原初的理想。
君不見一次學術講演，使多少聽眾聚精會神？一處之名勝山水，引起多少詩人在壁上題詩？一場電影，使多少觀眾如鴉雀無聲的看？誰能不承認，此中有若干的心靈由講演中聽得啟示，並與內心求真理的心思交會，由名勝山水與電影而得感動？這說明一事實，人如何能放下單純的自我滿足，總有可能與他人心心相照；心心相照，感通之情，是人類最可貴的體驗。
人與人之間互相談話與討論，人與人間之點頭握手，人能與他人眉目傳情，都是人與人之心心相照，而交光互映。凡有人情往來之處，即有人心之往來。凡有人心往來之處，亦即有心靈之統一，亦即有一超人我的共同生活世界。最重要的，此超人我的世界，不再是一物理空間的世界，而是經人類自覺心靈所創造出來的價值世界。
一般人或許會懷疑有真善美的世界之存在，但世間第一流的哲人、科學家、詩人、道德性宗教性人物，都體認真善美世界的神聖感。當柏拉圖說他望見理念世界的莊嚴的秩序，當牛頓在晚年自覺為真理的大海邊拾蚌殼的小孩時，當耶穌說有天國在上，宋明儒者道出一天理流行的境界，及一切詩人音樂家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或聽見天籟旋律時，他們必然會有一種超越而神聖的感懷，在他們的心境中，現實世界全幅退下而精神宛若上通天門。
但，唐 先生卻認為真善美或神聖之追求，有深層的幻相。原因在天路歷程與現實人間有一度鴻溝，理想主義者往往為了擁抱純粹的神聖世界而傾向於脫離塵俗，形成「孤芳自賞」之隔離感。唐 先生體悟那些一往向上以求升到真美善神聖的世界的人物，其激情、毅力或聰慧雖然超乎常人，即使如此，但龐碩的存在世界，其中的境界，任何人決不能把它一眼望透。此中的開悟，實際上任何聰明絕頂的人，一時亦只能開悟一方面，有如萬寶樓台，一時總看不盡。
任何天才人物始終是一有血肉之軀的人。形而上的真美善世界，卻是一絕對的普遍者；此血肉之軀亦必須生長於自然世界與俗情世間的特殊環境中。在此特殊的環境中，絕對的貧苦，無侶與孤獨，仍是難於忍受的。此特殊的環境中，他要求不斷超越自己，不斷提昇的精神，而又必須下降而牽就現實，即形成內心的破裂，此中的甘苦，亦猶如世間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甘苦，常是無法為外人道的。天才把他們於此世界之所得者，表露出來，而流落人間，供後人享受、後人崇敬；但在當時，他們的內心卻常是極端寂寞而不被了解的，所謂「歷史上的詩人是詩人，隔壁的詩人則只是一笑話」。
藝術家最易陷入這種孤寂之情：「藝術家之創作本身為感性的，文學創作想像，必須表現於具體的感性意象。故文學、藝術亦須訴諸他人之感性生活或具體的感性想像，以被欣賞。於是文學家、藝術家，對他人於其創作所表現之感性的好惡，亦最難忘卻。這樣使藝術家、文學家多喜在交際場合中，被人當面恭維讚美。文學家、藝術家樂交遊稱譽而好名，皆為勢所難免。故更偉大之文學家、藝術家之精神人格之表現，即在其受世俗之漠視、譏笑、鄙夷之後，猶能不隨世俗俯仰，而獨行其是，以獻身藝術文學，以客觀化其精神于藝術作品文學作品中。……西方文學家、藝術家中，例如塞萬提斯以犯人之身而在獄中寫成《唐·吉訶德》；又如羅曼．羅蘭以廿年中專志於辦一無名之雜誌，皆由其能戰勝順應世俗之好名心，以表現其人格精神者。」
更須能留意的，這些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往往失意於愛情，如貝多芬、舒伯特、尼采、雪萊、歌德……最初他們幾無不寄託於愛情，為愛情而不顧社會之非笑，，但是最終都以失戀或絕意於愛情，非不願也，實則是孤高的性情無法與他者相鄰，無緣於人倫親情，可見天才的生命內部卻是如此脆弱。
出類拔萃的天才人物，他們雖然心靈全幅寄望於永遠的神聖世界，但人總具有形軀，形軀亦是生命的本相，因此超越意識愈高昂，追求理想者即須與自己之自然生命之要求及俗情之要求作戰，這是隨時可勝利，亦隨時可失敗的。因為此兩頭的力量，都在某一意義上是無限。上之天道是無限，下之世間亦是無限，而完美主義者則陷入天地玄黃血戰之地。
易經的坤卦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其大意是龍在野外交戰，淌流著黑色、黃色的血。
此段以龍、天作陽之象，地則陰之象。天之色為玄黑，地之色為黃色，亦一象表，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血中有黃色，表示陰（地）有所傷；血中有黑色，表示陽（天）亦有所傷。因戰鬥而成兩敗俱傷局面。
易經是象徵性語言，唐 先生將之描述天才人物的內心掙扎。此中之戰，非真的戰爭、鬥爭，而須從生命內部的破裂性作了解。卦象是乾坤失其正位，所以相反而星散。就生命現象處說，亦有陰陽錯位問題。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此中「野」字情切。人之存活，必待人倫生活的憑藉。一般人總有人間世可依藉，父母之愛，兄弟姊妹之情，家室溫暖，種種憑藉，始有常軌，此為最大的人間幸福。但奮鬥型的生命總是野外的，是拋擲性的。偶然從心靈的荒漠回到人間，即為內心的道德潔癖感所牽動，覺世俗之不可耐，不能停留，明日又匆匆孤獨上路，自覺自己與人間如陌路。
說到這裡，忽然想到張愛玲，出名得早，卻孤獨終老……。
5. 成聖賢的泥濘路
對於離塵絕俗的天才人物，一般人對之無所期望。因為一般人知道他要遠游塵俗之外。更且由於才份之高下，即使能自欺亦不易欺世，能說者必須有所表現，況且一般人不易離塵絕俗，故不易貌襲，裝扮自己是天才。
儒者所追求的聖賢之道容易魚目混珠，口頭上說說仁義，慷慨激昂表示一下任重道遠，其實都是些庸言庸行，由於人人都可以模仿其跡，所以中國儒家的社會文化中，特多偽君子，並非偶然的。
偽君子並不幸福。因人不自覺裝成偽 君子的時候，其目標只是照顧潤飾他外面的言行，於是他們的精神內核，日益乾枯而空掉。內愈空而愈在外面照顧門面，則其用心亦日苦而日艱。
中國社會重和諧包容，一些稍具性情的人，因種種原因，不忍與偽君子破裂，而不免相與周旋，則真君子亦最終受到感染，或多或少被偽君子同化。整個社會文化風氣與人的心靈價值取向，都是互相牽掛拉扯的，相互包容卻同歸於癱瘓麻木，這成了中國文化的病痛。
孔子最討厭鄉愿，傳統社會俗稱「老好人」。鄉愿是指一些人，外觀似聖人模樣，卻缺乏承擔。他們只是順應與潤飾，順既成的勢作反應，唯唯諾諾。順適時，他們好像是正義的化身，事事關懷，看起來宅心仁厚，這在日常處常是可以的，這裡不能有事，一旦有事，這種外觀的生命完全不能承擔，一衝便跨。
求成聖賢之道是充滿泥濘，較其他的人生抉擇更為艱難。聖賢跟天才人物不同，天才人物自覺要隔絕塵俗，不與庸眾相惠謀，而聖賢必須入世，首先要踐行於眾生之中，但同時又需要從自然世界俗情世間中，見得真美善神聖之洋溢流行，立人道以順應社會，更要上承神聖而理想的世界。但人如何平衡既入俗流而又保持其超越精神，即《中庸》稱之為「極高明而道中庸」呢？
學習聖賢之道，上文說過反易使人陷溺而淪為鄉愿，所以儒家強調道德實踐，即是承擔精神。承擔精神近似存在主義所說的：無論我發現我在那裹，我都可以說：「是，我在這裏。」對現實的一切，都予承擔。
承擔與立命呼應。儒家所說的承擔，是指無論在何種處境中：我之何時生，何時死，生而為男或女，生於富貴之家，或貧賤之家，父母兄弟配偶子孫是否安穩，與一切遭逢得失，吉凶禍福，榮辱毀譽等一切遭遇，都予接受。不過，生命之遭逢，都有偶然的因素存在，都是未經我之同意而後如此如此，顯示出存在的命限感。然而，依此聖賢之道，則此一切的一切，只要呈於我，我即知命，而承認之，全幅加以同意。孔子五十歲時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話是容易說，知命、立命是極為艱難的，從人間世的處境說起，人的自然生命就是命限，人有求生存的自然本能，有求愛情婚姻，更有求名位權勢之滿足，在此世俗倫理與名譽地位之大流中，人如何可以全幅加以肯定，而不被其淹沒呢？
對願走這成聖之途的人來說，一般都能有點生活修養，亦能關懷社會教化，於是一般人覺得他可親而可近，而他的事功亦常見一點功效，能衣被人間，溫暖世界，人們於是不斷期望得到他的精神感召，追隨其後。然而，俗情世間的人之存心與行為，處處都夾雜有不純潔之處，或好利或求個人名聲或逃避自由……因而要求走這條路的人，對其追隨者勢須加以衣被牽絆，結果就把走這條路的人之精神，自然拖下，亦逐漸貼切於污垢。出入污泥而不染，談何容易？
人生有無盡的追求，但唐 先生卻不斷提醒人生即使追求理想，亦可以不斷沉淪下去，處處皆有艱難，甚至直沉下去是沒有有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