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一般人  The They(節自《哲學的陌生感》)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到一般人Das Man)的觀念。這觀念並非貶拒的意思,好像指我以外,存在一些庸眾,從而凸顯自我的清明。一般人其實是描繪大多數人的自我所處的一種境況,我們其實都參予著這一般人的心境。

海德格從一般人的狀況分析自我問題,背後有一套形上學構想。他指出人存在的特質是內在於世being-in-the-world)。即是說他之在,已經內在地關連於物和他人,所以他並非孤離地存活,他是與他人(物)共在著(being with others)。這種共在的結構使人互相滲透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於是做成社會中,外表上個別獨自的個體,卻又互相倒映著別人的影子。我們都自以為我就是我,我最重要,我最特別,我是獨一無二的。但,實際上,從來沒有獨立過,只是順著潮流而活。

人只能在存活的歷程中,透過他人,他物的對比,而反顯出自我的座標,自身並不是真的穩定,甚至此座標亦是浮標式的,隨不同的環境、政治制度、經濟條件、家庭教育、社會風氣的薰染而流轉。所以世界的意義,不僅僅是物理空間,而為自我開展其生活活動的場域(horizon)。這種形上學式的自我觀,較生理自我、心理自我、意識自我等來得整合,義理亦較深微。

一般人Das Man)不是某個具體的人,沒有人稱自己為一般人的。它是一種生命存在的樣態;他在營營役役中工作;為些微利益拼過你死我活;他投閒置散,無所事事;或者,他自以為是,對任何問題都予絕對的論斷……。人活著,是一種進程,所以他會變化。今天他投閒置散,但明天竟奮鬥不懈;過去,他錙銖必較,現今卻慷慨解囊。人能變化,表示他有一種自由性;即是說,他可以說,對現實不妥協。

不過,現實處境中,人很少能變,吝嗇的很少改變為慷慨;懶散的很少改變為積極進取。於是,人不再相信人有自由度。那些不再相信自由度的人,就是一般人(Das Man)。

我們只要承認自己的生命尚未達致一致性,尚未成聖成賢,心靈總是上下搖擺,有時志氣高昂,要實踐理想;有時情緒低落,厭倦自棄;有時憤世嫉俗,甚至否定自我的價值……,則我們都活在一般人之間。

一般人第一種特點是削平一切偉大的理想。

他們很自信自己的生活模式是獨一無二的。至於,所謂偉大的人物,只不過是外在機緣運會,或者他們天資過人。所以他們不自覺的削平了奮鬥的歷程,轉化為平面的類型化思維;這些是詩人,那些是戰爭英雄,這些是宗教信眾,那些是革命者……。他們會覺得人類現下的文明、社會體制、政治結構,乃至教育制度,都是天外飛來般,理當如此。他們沒有驚訝或者仰慕之情,對一切成就或者貢獻,感覺到合乎道理,人本來就是會創造的嘛。海德格稱這種心境為平均狀態,他特別分析他們的言談現象。他們只能以一種平均而可理解的方式交談,不再聽取陌生的概念。在他們的意識中,一切都聽來如此熟悉,可理解。實則只聽取言談本身,以膚淺的理解揭蓋事情的複雜性。當他們表達的時候,總是泛泛而談,不斷作自我中心的表達,不斷說我相信我認為我肯定之類的判斷;因此他們不會讓交談停頓,絮絮滔滔談過不休,言談中無法領會聆聽的可貴。

一般人的第二特點稱為好奇。

好奇是根自平均的理解狀態。因為一般人處於平均狀態中,一切看來已經是熟悉而可理解,他們唯有向外窺探新奇新鮮的事物,以引發自己的興趣。由於他們是為了興趣的滿足,所以總是無所用心的溜看,環顧置閑地去窺探一些與自己毫無切身關係的瑣事,電視的追擊式節目,娛樂周刊,遂應機而湧現。這種好奇的特質是無所事事,他們沒有耐性研究大自然的變化,社會體系的運作,生命存在的真相,因為那些太費神,太困難了。於是他們終日游心於外,找些新奇有趣的事物來打發時間,不斷從某一新奇對象轉移至另一新奇對象,以保持一種熱烘烘的新鮮感。他們對事情的真相並不關心,也不會付出同情投入,目的只在閒聊時,發表自己獨特的意義,以換取別人的認同。當彼此互相發表自以為是的言論,逐漸便產生一種公眾意見現象。一般人其實並沒有自己的意見,而是受著公眾意見所薰染,以公眾意見為自己的看法,並且總以為是正確,因為大家都這樣說。

因好奇而聚的公眾意見與真實的情況往往相距很遠,但大家的目的根本無心於真相本身,只求在茶餘飯後,彼此引動成為話題。所以公眾意見使一切變得含糊不清,泛泛而知,只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方面讓大家覺得事情已經是眾所周知似的,內中並無祕密可言;一方面不斷將實情掩蓋起來,時間一過,大家都遺忘事情曾經發生過。

一般人的第三點特點稱為游離狀態。

游離狀態描述人與人的交往狀況。先前說人在世上,並非孤離自存,必待與物、他人交往。交往的過程中,人可以互相欣賞、互相感通而成為知己;但依從平均狀態、好奇狀態而形成的人際關係,人我之間構成深淵。

在共在的社會中,他們只以主觀的好惡感受,揣測著他人的心意。他們往往為著顧及認同的滿足,不斷看風駛  ,唯唯喏喏,迎合他人的意見。當彼此都有共同的認同心態,則交談中盡是虛情假意,寒喧恭維。一般人害怕與別人有差異,力求合乎社會規範,以緩和自己和別人的差距。但當他們發覺落後於人時,就千方百計要迎頭趕上,甚至無端地以壓抑別人,來抬高自己。所以一般人的心境中,永遠處於迎合與排拒的游離狀態中,既非真情與他人交往,又不能離自處。

在游離的狀態中,一般人不斷中性化,不斷依靠他人的認同來確立自我,在閑話時搶先發表自己的意見,時而與張三談股市市道,時而與李四談家庭瑣事……,他游離於眾人之中,而形成浮標式的座標,人迷失了自我。

這三種狀態是描述一般人的心理狀況。內在地說,他們對任何問題都有一番見解。

一般人對生活的看法,稱之為現實的態度:人最重要是生存;人最重要是為自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最重要是享受,一切辛勞不外是換取享樂;人最重要是健康,沒有健康,生無可戀……。一般人雖然沒有唸過哲學,但年紀與閱歷,逐漸形成一套人生觀,稱之為現實的人生觀。

現實的人生觀本身根源自生理感與心理結構,依生物的求生意志與求穩定的安全狀態而衍生。所以此種人生觀有生物機制的呼應,直接可以得到資証。比如,你當下患有疾病,身體不適,立即就可以體會健康的可貴,進而相信生存的意義在於擁有健康,沒有健康,一切享受都是徒然。又比如,你經濟拮据,失業多時,立即可以體會生活無依的落寞,明白金錢的作用,於是,日後經濟改善,便對擁有金錢著力,要求不斷擁有,以填補心靈的不安全感。現實的人生觀,同樣是有所經歷,在過程中,為現實處境留下烙印。只不過……

人之求健康,求金錢,或者求名、求權都可以從生物的基本機制處發現其根源;或者現實的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並不是生物機制上之不同,反而是他懂得用理由的方式,解釋自己的行為模式而已。我之求健康,是因為沒有健康就失去生存的樂趣;我之求名,是因為人不被他人認同,即失去安全感……。動物同樣是求健康、求安全;只不過牠們不懂得自我解釋,直接接受本能的驅動而已。

人之可貴在能自覺反省,但一般人的思考反省,並沒有盡此自覺的意義。他們不斷運用循環的理由,解釋人生的意義,解釋人類自私自利的必須性。其實,人根本無須解釋這些現實的行為,因為任何生物(包括人)都自然如此──這是生物的求生機制。

我們說一般人沒有盡自覺的本質,是表示人雖然開始了反省自我的價值標,但他所反省的,不過是生物求生機制的轉形,將動物求自我延續的本能,轉形為自私的理由;將動物求繁殖的本能,轉形為唯性愛理論;將動物求安全的本能,轉形為求名譽、權力的理由。這些轉形好像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但實質上,卻掩蔽了生命存在更深層的內涵。我們稱之為遺忘。遺忘不同於忘記。忘記了某某事情,是記憶系統問題,遺忘則是一種掩蔽性,將事情從顯而歸於隱,但同時又不自覺此過程,而自以為事情仍然昭然明白。所以,一般人欠缺對自我的人生觀有動搖、存疑的可能性。






我們以為大多數的眾都是一般人,眾尚是數量觀念,而一般人是人進入了特定的模式,並且順適於這些模式穩定地活著,因此,任何人只要不自覺地生活,就成了一般人。你、我、他並不是時常自覺的反思,或自覺地去主宰自己如何生活;所以,你、我、他常常以一般人的身份活著。只是,你、我、他仍有所觸動,有遭遇上的幸與不幸,有生死的威脅,有……;是以我們總有機緣脫離一般人的狀態,面對存在的問題。

我們批判社會的風氣,人性的陷落時,往往將被批判者,視為一般人:他們總是不自覺求名求利,他們總是麻木不仁,他們都是自私為己……。這種批判固然出於關切,只是亦不自覺陷入一種對立式的盲點。我們視他們(不是我們)都是不自覺的活著,難道我們已經真正自覺嗎?又他們真的是靜態地永遠的不自覺嗎?這兩重問題其實是同一的。所謂自覺,亦只有在某種狀況下,才警覺起生命的頹墮,因此發出疑問,發出批判;但現實上,你、我、他即使唸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哲學,仍不是完全自覺的。佛家稱常惺惺,表示人的無明(不自覺)積習甚深,必須時常警覺自己的無明性。麻木的時候是無明,憤世嫉俗亦是無明;只有常警覺自己是否在墮落之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始是自覺。所以自覺為一進程,只在常惺惺;康德說,道德是奮鬥歷程,無一刻可鬆懈,正是此意。

我們不能自居已經完全自覺,好像自覺是一過去完成式。換言之,所謂大多數的眾,亦不能定性為一般人。一個清潔女工,從沒有過所謂哲學反思,她大多數時間都是不自覺的活著;早上自怨自艾地工作,稍有空閒便去躲懶;下午約友人打麻將,看看婦女節目……。和大多數的一般人一樣,她沒有所謂性格,沒有理想……,這不是一般人嗎?的確,她生命的大部份,是活在一般人的模式中,但始終她不是定性的一般人。因為,當兒子得病,她會日以繼夜照料他;當家人經濟困難,她會施以援手;當親友病逝,她會感觸流淚……。雖然,她大部份的生命在一般人的模式中過渡,但她始終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一般人。所以要說是一般人,你、我、他都是;要說不是,世人從沒有過一靜態的個體,稱為一般人。






一般人其實是一種狀況。心靈頹墮下來,或好一點說,凝定下來,而與外在對象,或者物質工具作平面的連接時,則生命本身的精神力量不顯,便成為一般人。生命存在是一不定項,人可成聖成賢,成英雄,成事業家……,亦可成愚夫愚婦,營營役役的過路人(people-in-the-street),也可大奸大惡……;動物中,只有人類的存在幅度有如斯差比。從現實處看,大多數的眾都是浪生浪死地活過,他們生存過:一如浪起而有,他們死亡了一如浪退歸寂;使人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不勝慨嘆,生命如此荒謬、無聊。

生命本身的力量不顯,或者它將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外投於對象,如名、利、享受、權、位,乃至愛情;生命力完全是與外物相依相待,是在一配合的形構下的機械力量,一切像彈子機的彈丸,來回踫撞跳動。生命參與其中,最多不過是表現順應而持續的作用,彈丸不停的彈動,是不自由的持續。正因其不自由,所以宛似穩定,一切都見規律。實則在穩定既成的局勢中被制定,這裏只有平面式的感覺,自以為較別人優勝,自以為懂得生活安排;由於欠缺創造性,這平面的生命所發出的理智分析,技術安排,也只是順應與持續,順既成的勢作反應。

一般人只是既成局勢下的存在,生命既限定於與外物或工具相依相待,所以異化為特定形構格局下的零件,各人互倚於對方;在順適時,他們好像很靈活,事事關注,能言善辨,一切都有應變之道,好像很有辦法。這在日常處常是可以的。這裏不能有事,一旦有事,這種生命、理智機巧、技術安排完全不能承,一衝便跨。真正的存在問題,都是立體式的抉擇與承:意識型態的災禍、戰爭的毀滅性、宗教狂熱的迷惑性、生死的虛無深淵……,像命運深夜敲門,在完全沒有防備中突襲而至。那慣於順應與持續的平面生命,現在都成了呆滯,手足無措。所以一般人的生命底子是蒼白而虛弱,我們自省內心,不是面對日常生活中不斷在矯扭、矜持,逃避實在的境況!






一般人所生活的方式,稱之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特徵就是規律性。過往的農業社會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現代的商業社會則是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規律性是周而復始地運轉,逐漸引生穩定性。穩定性的特質就是習以為常,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熟悉,如此明明白白。

我們不斷強調存在的陌生感,與日常生活的穩定性是否相對立?

其實二者並不對立。存在陌生感的感觸,正正是揭示日常生活處於穩定性時所掀動起的敞開境況。因為存在的陌生感並不是趨騖於新奇,也不是去到陌生地方的感受;它毋寧是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透過揭示的方法,所呈顯出來的一種神祕感受。用東方哲學的語言表達,就是平常心是道砍柴挑水是道道中庸而極高明”……

民日用而不自知就是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一般人都懂得如何生活,只不過他們遺忘了人為何會如此地生活。當然他們會說:人總要求生存,總要有職業謀生……。回答是合乎常理,好像很清晰表明生活就是本然如此,何須求問。我們說一般人遺忘了人為何會如此地生活,其實有兩重意義。一是人類雖懂得種種生活的技巧、技能,但活著並不快樂,甚至終生煩惱無算,為何現實世界中有如此多的不幸、煩惱呢?二是所謂懂得如何生活,只是暫時的穩定性,人並不能安立死亡的來臨。即是說,每天如常的生活,難道就是等待死亡的終結,這構成一種荒謬感。

所以哲學之所以出現,除了驚訝於大自然的奧祕外,更重要的,是人類感觸到存在的焦慮。首先是自我存在所遭遇上的焦慮,個人的家庭,個人的愛情經歷,個人的生死……,隨著心靈的拓展,又必然惻動於民族,乃至全人類,全部生命存在的焦慮。於是,哲學家會提出一些表面很簡單的問題:

人應該怎樣生活?

為何人會如此地生活?

於是開始對日常生活的本質反省,為何它具有規律性、穩定性?

日常生活之所以有規律性、穩定性,正因為我們所有的關注,都必然有所著落:口渴時會飲水;肚飢餓時,會看看午餐時候是否到了;倦了找地方睡覺;與朋友約會,便找交通工具赴約;別人走過來,我會禮貌地點頭微笑……,意識無一絲空閒,都與事物牽連上。此種牽連的特質,在於心靈永遠向外撲,向外索尋,是心力之外用,是不斷耗散著。日常生活無所謂停頓休止,膨脹耗散而至其極,疲倦了,人無力投注於外,則反照出自我的存在。平常的自我,既與外物牽連,並非我之在其自己,只是一關係中的我,直至此刻心倦而回照之自我,是剝落了關係,但又非有自覺創造的內容,致忽而頓覺自我一無所有,由規律性、穩定性的日常生活,一轉而撒離一切,自我無所掛搭,爽然若失,就陷入空虛感之中。

空虛感不是一物,乃心靈過於在利用關係,專注於外,而忘其生命存在的多向性、奧密性。專注於外,只是暫時的穩定,圈在特定的機括中流轉,甚至尚可說是一種麻木、封閉化的固執。一方是逐物無窮,一方是固執,生命根本不可能發揮創造的能力,亦無真正順適條暢,以致稍遇挫折,生活節奏改變,生理上的不適等等外緣因素,就要脫軌而墮入無所著落的煩悶中。

自我本無任何依靠,任何外物的牽連皆不能穩住生命自身。所以,此煩悶直接引生悲觀情緒,這是悲情的他相。因為他的煩悶,悲傷,憂鬱等等負面情緒,都是自外而起的,是心力不能順適外向的一種窒息感,尚不是儒家、佛家等所云的悲憫之情。

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死亡的智慧

節自《哲學的陌生感》:


死亡屬於每個人的生存的可能性,生命自身才赤裸裸地將自己暴露出來了。一般來說,人總是與現實打交道,不斷有所牽慮,活在一般人的平面世界中,表面上,智慧無窮,能窮究天下事理,一切事情都有明確的任務,行事的規則、標準、逼切性及範圍都已經得到規定了。每個人在現實世界中作出選擇時,總不免計及他人,這使每個人作出選擇時實際上是受到其他人制約的。人驀然驚覺自己會死,即對顯出此人文世界亦短暫的。只有面對死,才會覺得一切已有業績的不足道,死使人所經營的世界同歸於煙消雲散。但與此同時,他卻步體會到只有生的能力本身才是最可貴的,他觸見那使一切事物存在的根基仍然存在 ……。現在,他直面到死亡的逼真性,始自覺要從一般人中抽身出來,要作出自我的選擇。人作出這種選擇時,就叫決斷( Entschluss/resolution )

海德格分析決斷的深層本源,是發自良心 (Gewissen/conscience)

這種良心並不是指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它根本不是一個倫理的範疇,而是指人內心的一種本真展開狀態。良心於內心中不斷呼喚。「良心的呼喚」與一般的呼喚不一樣,它是一種無聲的交談,一種內在對話逐漸在沉默中開始。它好像一種聲音對自己說話:不可能如此生活下去的,你必須想辦法,必須找到不枉此生的生存方式…。它與我們的期望相違,甚至在悖違我們的意志地呼喚著。這種呼喚既發自我,又超乎自我之外。過程中,人的內心可能是最傷痛的,但卻又最逼真。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強烈的對比呈現:我們自覺過往的生活模式都是暫時性的,甚至發現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沉淪無著,好像忘記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似的。這種沉淪感,好像當頭棒喝,自我長期喪失在普通人之中的情況才首次暴露出來了。

在良心的呼喚中碰到的不可名狀的神秘狀態,它與畏 (dread) 的境界是吻合的,自我在這種沉默的對話中烘現出那種無對象之怖慄,碰到不可名狀的神秘,所怖慄者正是某種不確定的東西。被良心呼喚到自我面前,所感受到的是離家失居、茫然無所措的感覺,這是一種缺失感。缺失感是因著內心陷入內疚懊悔中,自覺此生有所遺憾。它就在怖慄中感覺到一切的不確定性全幅湧現出來了,它是無處nothing and nowhere)。然而,茫然失據狀態在這裡同時又烘現一種不在家not-being-at-home)的感受。當人沉淪於世時,怖慄卻把他從其耗散中抽回來,於是日常中所熟悉的那一套就全數崩潰了。他被個別化了,他是隔閡的,生命存在就進入了不在家的生存方式中,他渴求著真正的歸家home coming

這種內疚不斷蔓延,一場無言的對話中,默默的謀劃著,人孤獨地品嘗著死亡的況味。曾經有過死亡威脅的人,應該感到海德格的分析是如此熟悉而親切。



*



    死亡牽動良知的召喚,良知的召喚,讓我們正視死亡問題,死亡原來並非負價值,由死亡中可領悟生存的智慧,智慧閃爍,猶如來自遠方,我們總結了以下幾點:

   

1)死亡之,對顯出人生之全

     人陷落於慣常的生活秩序裡,以為利益就是意義,就是最終的價值。但人一旦遇上死亡,便赫然茫然失措,因為死亡問題並說不上工具價值意義,說不上目的。而我們自以為懂得如何生活,一旦對揚死亡之有,始真正明白現實的生活問題只是整體人生的一面,而非全部。

俄國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在討論其電影哲學的著作《雕刻時光》(Sculpting Time)中,提到時間與人生存在的內在關係。時間是我們的存在的一個條件。………人類既有肉身,即有時空歷程,需要從時間方才能了解自己的人格存在。歷史不是時間,進化也不是。它們兩者皆是人有所經歷後的結果。時間是一種狀態:其中的烈焰正是人類靈魂元神存活的所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人的存在與時間不可分離,人要透過時間才能了解自己的存在,事實任何經驗界的事物都是被置於時空之中的,否則便不能被經驗,但是時間究竟是甚麼呢?是鐘錶的運行嗎?是太陽的起落嗎?是動作的完成嗎?還是物質的衰老、枯黃、變化呢?或者正如塔可夫斯基所說 死亡的那一刻,也正是個別時間消失的時刻,人類的生命變成一種存活的人所無法感受的東西時,對周遭的人而言便是死亡。”因此,我們對於死亡唯一能肯定的是人死後消失於表象世界,跌落於時間之外,故不能再被存活的人感受。於是死亡畫出一度界限,將生命歷程截然不同區分生與死兩部分,二者綜合起來,形成人生之全。人若不懂得如何面對死亡,亦表示他未完全明白生存的意義。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與海德格說未知死,焉知生,其實是同樣的道理,相反相成。



2)死亡使自我凸顯出來(single-out

死亡是不能由別人越俎取代的。世上之事,都可以互相代做;而死則是各人死各人的(die for himself / herself)。死這一事,不能由人代替,是個體份內事,是屬我性的;它不是知識概念,故此即使我們認識他人之死,其實總是與自己的死無關的;我並不能透過他人之死,癌病的故事,小說的描述,來幫助解決自己的死亡問題。所以,自我因死亡的不可替代性凸顯了出來,我再也不能將自己的身分淹沒於安穩或自滿之中;我須親自面對此尚未發生的未來,因此未來與當下聯成一線,人為自己的未來而活,始活在真實的時間裡,我證成了自己的獨一無二性。

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細緻描述死亡的心理變化,是文學中的經典。

故事一開始,主角伊凡.伊里奇已經死了,他的知己、好友、妻子都在如談論一個陌生人的故事一般談論他的死。 他身邊的人都產生了一種慶幸感 死的是他,而不是我。他們很不願意地參加這次非常乏味的禮尚往來的喪禮,彷彿死亡與自己毫不相干。

接著小說以倒敘的方式描述伊凡.伊里奇的故事,伊凡.伊里奇一直活躍於上流社會,終其一生,憑著不擇手段、諂媚奉承、處世圓滑,事業平步青雲。他不失體面地尋歡作樂,又有一個上流社會認同的美滿婚姻。但一天驚聞噩耗,自己原來身患絕症,他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因為他一向認為邏輯的三段論:凡人皆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只適用於已死的蘇格拉底或他人;而他,卻是有感情、有思想,與別不同的伊凡.伊里奇,怎可能也會死。他拒絕接受事實,憤怒說這是不可能的。但絕症的來臨使他發覺過去掩蓋著死亡意識的一切,都不再起作用。他發現了自己一生追尋的名譽、權勢皆變得毫不足道。而他卻被親人孤離, 陷於極度的孤獨中, 正如小說中說:存在於他周圍以及存在於他自身之中的虛偽,極大地毒化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後幾天。他努力去回憶以往的快樂時光,卻發覺那些美麗的回憶都是童年時代的最早回憶,而且曾體驗過這些記憶的人,彷彿已不存在了,彷彿是另一個人。僕人的真情牽動絕望的心靈,於是他發現一切都錯了,他浪費了上天給與的一切,但當他領悟到這一切,他發現一切還是可以糾正的,他彷彿跌進了洞穴,看到了光明,他終於對妻兒生出了憐愛,他已忘記了死亡的恐懼,然後他呼出了最後一口氣說:死,完了,再也沒有死了

伊凡.伊里奇究竟是如何領悟真實地活著,以及接受自己之死?



3)死亡使每一次遭遇成了可貴

人之能掩蔽死亡,是死亡何時而至是模糊的,死期總是不確定的。當人體會死亡的不可代替性,而凸顯自我的獨一性,則他同時明白一般人的掩蔽性,他不能停留於一般人那種眾人之一one-like-many)的狀態,我只是眾人之中的一員,彼此混同,彼此抹殺了個體的面目。自我凸顯(single-out)令他開始抉擇,面對餘下的日子。他立即體會到餘下的日子是不確定的,是五年,是十年,還是五十年呢?由於死無一確定的時間,他又不願回去一般人的世界中與他們混同起來,他以為自己總是幸運一些,不會那樣快死去的……;他真知他任何時刻皆有死的可能,如果下一秒鐘即死去,他應怎樣辦?死的威脅恒常的在旁,則死使我們常常為它所警策,不可任意浪費時間,死使生存成為可貴,讓我們珍惜每一機遇,每一位朋友,每一次的喜悅。

 借用馬塞爾 (Marcel)說法,我們每次看到一個人的時候,仍然感觸到第一次。第一次並不是真的第一次,而是說,我看到他的時候,都是一個新的他。我怎麼會有新的眼光,在看到舊的人時,看到新的一面呢?這有兩個可能。第一:我有新的眼光;第二:那個人本來就不是舊的,而是新的。所以,請記得這句話:“我們每次見面都是第一次。”我們說我們見面第七次了,而其實沒有,我們今天見面是第一次啊!



4)死亡的虛無,烘現起存在的逼真感

    人之能掩蔽死尚有一理由,因為人雖然確知人皆有死,但何時會死,仍是不確定的。由於死期的時刻不確定,則我們可以將死亡含糊化,讓自己暫安於尚未死的處境,然後投入於單向度的世界中,將死亡遺忘。

    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考慮到死亡是隨時可至,而事先作任何心理準備。於是,死亡總是好像突然偷襲而來,教我們手足無措。當我們突然遇上死亡的事實,心理機體就會作出許多偽裝式的投射,將死亡的恐懼轉移,呈現為各種不安的感受。

死亡隨時可至,則現下擁有的東西,都可以變成虛無。於是,一方面我們更珍惜現下的遭遇,另一方面由此虛無作一背景,反襯出存在的逼真性。虛無如無盡的天空太虛烘托出白雲或星光,故人不再徬徨於抉擇的含糊性,或者遭遇上的不如意。凡此幸與不幸俱不過是太虛下的點綴,讓我們釋然於世俗的得失、榮辱等對比;但剝落世俗的對比後,並非一無所有,正正因其剝落,心靈始敞開予自由,讓自己涉獵存在過程中每一刻的閃爍,每一次的遭逢。



(5) 從未來折返,證成存在的時間

我們熟悉的物理時間觀,比如EinsteinStephen Hopkins所陳構的的時間觀,是從物理運動現象作基礎,以精密的數理程式而推演出宏觀的宇宙結構來。科學本質上是客觀求真精神,通過運用我們高度的抽象能力,放下人的存在因素而作形式的理智演繹 (Formal Deduction)。但是無論其推論如何精密複雜,始終不能將人的情感因素納入定量演算範圍,人的存在是非線性的。

人由於牽慮,乃烘現人類特有的時間觀。

牽慮之情使人會投射至未來,不斷思索如何活得更好,可是當他不為特定問題所糾纏,一往無前地探索,他將發覺前面有死亡的制限,於是此最未來的未來突然折返,而發現人生是一整體,人必須徹底解決全部的生命限制才可以安心立命。只有人類能夠從尚未發生的未來倒溯至目前,而對現在的處境產生強大的效應未來跟現在連成緊密的一體,他自覺要從過去的錯失中,改過遷善,發決心好好安排餘下的時間,真實地生存下去。

一般人把可能性與現實性相對立,並且根據其實現的程度來估計可能性的大小,稱為概然性。但死的可能性卻不是這種可能性。因為這裡說的死的可能性是每個生存著的人自己必須面對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烘現出人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表現於他是會死的,死被看作是人存在最內在的可能性;人不能使自己的可能性越出死的界限,過了這個界限,可能就變成不可能了,所以死是一切可能不再成為的可能性。他認為要了解存在的真相,首先人要面對自己的有限性。這種可能性永遠先行著,當這種可能性變得愈來愈大,人愈接近死亡,它表明自己是無可度量的,被那種不可度量的虛無所籠罩,只覺此際離開現實最遙遠。

死是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取代的一種可能性。人一旦面對死亡,便知道一切之身外物如財富名位,都不再重要,而現在的陷落的生活也是毫無意義,因為死亡使我們迫切地回到當下的生命,我們不能再明日復明日地苟活下去,我們立即便要回到真實的生命,因為死亡是會隨時步至的,每一個決擇都變得份外重要,因為我們不知是否還有浪子回頭的機會。

存在於現在而又真實知道我將來必然會死,表示我可以在思想中投射至未來(running forward in thought),只要人生存著,他就有死這種可能性。用一個複合的概念來表達,人是先行向著死亡的存在者。其中的先行anticipate)透露出時間的特徵,人的時間感因著死亡而另具意義。

先行讓人生同時將未來與現在結合一起,使人生最後的可能性與當下的現實處境統合為一整全性。而此未來立即折返而改變了我對現在的看法;動物沒有能力投射於未來,所以牠們的現在只是單純的現在,整個生存模式就完全不同於人類。人能夠同時將未來與現在結合一起,使人生最後的可能性與當下的現實處境統合為一整全性。從死亡的感觸中,我們反而跳離現在而直面到存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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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人面對死亡,真實反思死與生的整全性,即喚起一種宛似遙遠而神秘的召喚:Home Coming

    Home Coming是人經歷被拋擲的歷程,回到熟稔的。家是否上帝、是否宇宙、是否道……,或者不再重要。它象徵著親臨、愛與被愛之統合,一切歸於和悅。形上的家建於天、地、人、神之中,人重歸於大地,接獲豐盛的禮遇,消除一切距離,無所差別,我無我相,知無知相,在純一無雜的心境中,靈明從奧密中泛起,天機自張,這是道家實踐所體會。靈明就是自然,自然者,自然而然而非他然。

莊子《人間世》說:“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大抵是這種境界的形容。虛室是心靈敞開,無所偏執於世俗的是非、得失、榮辱。剝落了對比,如敞開的空間。生白是虛中的靈光,如大白於世。吉祥是真、善、美的信息。止止,一切都來到此處,安居於此處之意。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是至人境界。至人者,透過工夫實踐以純潔其生命以至其極之謂。所以死亡的超越,是精神境界問題,而非健康問題、長生問題。東方哲學予人類最大的智慧,是消融生命存在的自我相,提撕出無我境界。無我就是讓生命從紛紜的世情之對立性中,冰解凍釋,平平如如,回歸於大地。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輕不著地的處境


捷克的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這時代裡,我們像得了一個「怪病」,就是得到很多外在的物質,內在卻少了很多基本的信念我們只對永無止境的物質充塞的追求。這怪病稱為「虛無」。物質愈富足,我們理應愈順心,但事實卻不是呢!

反過來追問,那我活著為何?人又是甚麼呢?一個很普遍卻又難以解答的哲學問題。那是源於我們心底裡、骨子中滋長出來的焦慮感。我們各人對生命也有所冀盼,但往往又不知其所指為。

那份虛無是來自現代社會,源於現今的生活:甚麼也太快、太易得到……人只能在虛無的時空活著,使得我們甚麼事情也掌握不了—如飄飄泊泊的站立於虛無的邊沿。

米蘭.昆德拉的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Unbearable of Lightness of Being),點出現代人並非活在生活的重擔,而是活在「輕」之中,好像兩腳無法著地的感覺。他說道:「……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烈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愈沉重,我們的生命就愈貼近地面,生命也就愈寫實也愈真實。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自由的選擇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生命中的愛情是某種輕飄飄的東西,是某種沒有任何重量的東西,我們總是想像我們的愛情是愛情應該有的模樣。可是今天我們找不到它的模樣。」

說得形象化,卻非常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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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尼采宣稱「上帝已死」,表達沒有上帝信仰的現代人將步入虛無。這種「虛無的危機」就是人滿足於現狀而不思考自己曾做過些甚麼?還可以做些甚麼?而得過且過地倉促活著,不斷上網、通電話,這本是極不負責任,卻美其名曰「自由」。

關鍵在於,現代人所提倡的價值如:自由、平等、道德責任、自我、理性共識……等,實已被人們誤解,結果是一種自我瞞騙,變成自以為是,以唯我中心的方式來評價事物。獨尊後的自我卻無文化的滋養,人得面對內心的虛無、懷疑、悲觀,這就是本書所說的輕不著地的感覺,我們似乎討厭偽善、庸俗,卻又須投入潮流之中。

「輕不著地」滲入生活各角落,我們不斷在手機的對話,大家總是泛泛而談,不斷作自以為是的表達,不斷說「我相信」、「我認為」、「我肯定」之類的判斷;因此他們會爭相發表議論,不會讓交談停頓,言談中無法領會聆聽的可貴。 

 人一旦將語言視為工具,作為互相認同的手段,於是不得不把自己所說的東西納入到共同理解的東西中去,不知不覺中就把自己真正探求而想表達的東西掩蓋掉了,成了閑聊、閑話。



從前我們是以階級來守著自己的崗位,例如傳統中國社會以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及朋友)為自己定位,身份的重擔無法推卸,故曰任重道遠。人倫關係、社會責任一開始本身是異常沉重的,各種的感覺諸如痛苦、喜悅、仇恨、感激,令我們都被沉重地壓倒了,成為生命中以為不可磨滅的傷痕。可是,他引申尼采的「永劫回歸」,他說一次性的人生,因為只在瞬間存在過,因而就好像不曾存在過似的,只要這件事情不再回歸,不再發生,這一切都只成為一段淡薄的回憶,彷彿從沒有發生過,既重而輕的不在生命中留下一點痕跡,這正是潮流文化的寫照。

這種乍輕得如此的重,在現實中是不斷荒謬的重現。日本侵華的發生,當中有九一八事變,有南京大屠殺,一切一切史實透過影帶與照片及文字重現於現世人的眼前,那一種民族的憤恨曾經壓在不少人的肩膀上,沉甸甸的。可是,當它變成為了歷史,離開我們愈遠,這種恥辱彷彿己由沉重愈趨輕渺,它已成為歷史的其中一幕。每年它的紀念日,除了官方式的追悼與零星的抗議,還有誰會把它刻在心裡?這種可怕的寬恕,是道德的墜落,卻又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輕是極其可怕,都是叫人不能承受的卻又承受著的輕。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一條沒有走的路》,寫一個人在樹林中遇上了兩條小路,通向不同的地方。這人很想兩條路都試探一下,他對自己說先試探一條人煙稀少的路,回頭再試另-條。結果是簡單的,他選定了一條之後,還會遇上別的分岔的兩條路甚至更多的路,再想回頭走當初的另一條路已是不可能的了。當初在兩條小路之間的選擇也許是不很關鍵的,但這一選擇的重要性在於它深刻地影響了這個人以後的道路,從而一生中的經歷和未選的路的經歷就完全不同了。

人生最豐富也最生動的剎那也許就在猶豫徘徊的那一片刻,那是生命中懸而未決的時辰。這種猶豫也絕不是優柔寡斷,而是體味人生的豐富性和多種可能性。那麼像弗羅斯特和昆德拉這樣的作家之所以與常人不-同:,也許就在於他們面臨岔路的時候比別人佇足的時間更長,他們更是生活在對可能性的多重想像中。這就是存在本身的一個維度,即可能性的維度。



米蘭.昆德拉在書中以托馬斯所貫穿的主題正是“一次性”的主題:“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賦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學史上那個最經典的猶疑即哈姆雷特的猶疑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解釋:這種猶疑不僅因為其性格因素的優柔寡斷、猶豫不決,而更因為在‘個給定的情境中,哈姆雷特只能做出一個抉擇,他沒有第二、第三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抉擇。他必須為自己的最終決斷、這種一次性的不可挽回的決斷負責。

昆德拉的思考就是:在沒有永劫回歸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麼,人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思考的正是這個問題,或是現代人可以挽救自己的地方。可以說哈姆雷特的啟示在於,他是以選擇的“可能性”對抗命運的被給定的一次性。人的生命固然只有一次,但人在各種關頭面臨的選擇,卻可能具有多重的“可能性”。所以昆德拉理解的存在就是把存在看成人的可能的場所,從而使“可能性”變成理解人的生存與存在的重要維度。沒有“可能性”這一維度,人就是機械的,別無選擇的,一切都是規定好了的,只有一條路可走。而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和潛在的可能性打交道。